與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王敏玲的採訪

「我覺得人類要破壞環境很快啊，可是要讓環境再復原很難，而且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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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為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之前，王敏玲與環境保護的連結，其實始於一件很小的事：童年家中的一棵樹。

當時的她甚至還沒有上幼稚園。因為家裡需要更多空間，家人決定擴建房子，而原本庭院裡的一棵樹也因此必須被砍掉。那棵樹，是王執行長小時候經常在下面玩耍的地方。

「我其實還滿難過，可是那個時候不知道怎麼跟家人表達。」她回憶道。

樹很快就被砍掉了，但這段記憶卻一直留了下來。

「後來就是會為那一棵被砍掉的樹感到難過。」王執行長說，「我覺得人類要破壞環境很快啊，可是要讓環境再復原很難，而且很慢。」

多年後，這份對環境改變的感受，逐漸成為一段更長的旅程。如今，王執行長擔任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多年來持續投入環境正義相關倡議，關注的議題從污染、能源，到社區與校園所面臨的環境風險。

而其中一項基金會已經投入超過十年的議題，就是校園空氣污染。

當空污成為一個切身的問題

對王執行長來說，開始關注校園空污，主要來自兩段經歷。

第一段經歷發生在自己的孩子就讀國小時。當時高雄的空氣污染相當嚴重，知道空污可能帶來的影響，王執行長每天在孩子出門前都會提醒他戴上口罩。但就像許多國小學生一樣，孩子並不喜歡戴口罩。有時候會在她面前戴上，走出去沒幾步就把口罩拿掉。

對王執行長來說，這不只是一場母親與孩子之間的小小拉扯。她知道外面的空氣受到污染，但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要求孩子自己保護自己。

「我就會覺得其實滿難過。我就是說，身為一個媽媽，知道污染嚴重，我沒有辦法改善污染，我只能叫他戴口罩。」她說，「可是國小學生很不喜歡戴口罩，所以那個時候我跟我的小孩常常會因為這樣而有一點小小的衝突。就是我會覺得他會敷衍我，他會在我面前戴口罩，可是其實他走出去幾步就把它拿掉了。」

這份無力感，也改變了她思考這個問題的方式，讓她有了要從源頭改善的想法。

而另一段經歷，則讓她更加無法忽視這個問題。

在進入地球公民基金會之前，王執行長曾經到過高雄林園。在一間國小的校門口，她看到了一條抗議布條。學校鄰近石化工業區，而布條抗議的正是附近嚴重的工業污染。

那個畫面讓她非常震撼。

她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必須在這間學校度過好幾年的時間，卻每天面對著自己幾乎沒有能力控制的污染。

「我覺得那個畫面對我來說太震撼，而且太強烈了。」王執行長回憶道，「我覺得一個城市不應該這樣對待國小學生。」

這兩段經歷，讓校園空污不再只是一個環境議題，也成為王執行長非常切身的關注。十多年後，這仍然是她與地球公民基金會持續投入倡議的議題之一。

不是每一間學校，都呼吸著一樣的空氣

當我們談到校園空污時，很容易把它想成一個所有學校都以相同方式面對的問題。但王執行長告訴我，實際上的情況複雜許多。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學校的位置。

與土壤污染不同，空氣污染並不會停留在同一個地方。污染物會隨著風向與氣流移動，因此一間學校所受到的污染，也可能來自其他地方。這代表位於工業區附近的學校，所面臨的污染風險可能與其他學校非常不同。

王執行長以大型工業區附近的學校為例。一間靠近石化工業區的學校，可能受到特定工業污染源的影響，而位於其他地方的學校，面對的污染來源可能完全不同。

「它坐落的位置會有什麼污染，這個是滿重要的。」

但鄰近的污染源只是其中一部分。

有些污染物影響的範圍更廣。王執行長以 PM2.5 為例，指出台灣中央山脈以西的許多地區，都可能受到這類大範圍空氣污染的影響。臭氧也是另一項問題，尤其在中南部地區相對嚴重。

因此，要理解一間學校面臨的空污問題，需要同時看兩個層面：學校周遭有哪些特定污染源，以及整個區域正在面對哪些較大範圍的污染。

但即使知道污染存在，也只是第一步。

污染數據「公開」了，就夠了嗎？

地球公民基金會長期倡議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環境監測以及污染資訊的公開。

訪談中，王執行長提到，多年的研究與倡議，讓基金會提出包括提高監測數據的公開透明、建立有害空污監測制度、導入微粒監測與即時預警機制、加嚴有害空污排放標準，以及改善工業區與校園空間規劃等訴求。

這些訴求並不是來自單一次的倡議。王執行長將它們形容為多年來持續理解、研究台灣空污問題，並觀察社區在了解自身污染暴露時所面臨困難後，逐漸累積而成的結果。

例如在部分工業區，污染監測資料其實可能已經存在，甚至已經公開。但這並不代表附近居民知道要去哪裡找到，更不代表一般人看得懂那些資料。

對王執行長來說，這也凸顯了一個重要的差別：資訊公開，不代表資訊真的能被使用。

她以台灣的特殊性工業區為例。這些區域會監測非常多種污染物，也會公開大量資訊。

「有沒有公開？有。可是公開了一堆，誰看得懂？沒有人看得懂。」

原始的監測數據可能非常複雜。如果沒有經過整理、解釋或視覺化呈現，即使資料全部公開，一般民眾仍然可能無法理解那些數字對自己的健康與生活環境究竟代表什麼。

「我認為如果那些資訊都可以公開之後，最重要的是那個公開的東西是不是也經過整理的，大家是不是看得懂、能不能理解，而不是說只是公開而已。」

對王執行長而言，監測資訊真正的價值，不只在於讓大家看到數據，而是讓人們能夠理解資訊、辨識問題，最後進一步促成更根本的改變：從源頭減少污染。

藍天白雲，不一定代表沒有空污

即使監測資訊變得更容易取得，另一個問題仍然存在：我們並不總是透過數據來判斷空氣品質。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抬頭看看天空。

如果天空很藍、沒有明顯的霧霾，很容易就會覺得今天的空氣應該很好。因此，我問王執行長，要如何讓更多人願意相信並善用監測數據，而不是只依賴自己的感官來判斷空氣品質。

但她特別強調了一點：空氣污染物並不是只有一種。

不同污染物的特性並不相同。有些可能造成肉眼可見的霧霾，但有些污染物，我們根本無法透過自己的感官察覺。

王執行長以臭氧和部分揮發性有機污染物為例。有些污染物可能帶有異味，但有些甚至連異味都沒有。

「當我們的感官沒有辦法提前幫我們注意到這裡面有空氣污染物的話，那就等於依賴監測。」

因此，她認為除了讓監測資訊更容易取得之外，讓民眾真正認識不同污染物同樣重要。除此之外，我們也需要理解自己每天生活的環境。

住在車流量大的地方，可能需要注意交通污染；住在工業區附近，面對的則可能是另一種污染風險。相同的概念也適用於學校。

「如果你有個基本的了解，那就可以幫助你去留意說，你身處的環境裡面大概會有哪些污染物。」

所以，一片清楚的藍天，並不一定能告訴我們完整的空氣品質。

「可能就會覺得今天藍天，所以沒有污染。那就錯。」她解釋，「應該說今天藍天白雲，所以某一種污染物很少，而不是就沒有污染。」

對王執行長來說，真正理解空氣品質，需要的不只是觀察周遭環境，也包括知道什麼時候，我們自己的感官其實並不足夠。

從倡議走向政策

然而，看見問題，並不代表改變就會很快發生。

多年來，地球公民基金會提出了許多與空氣品質相關的政策建議。我問王執行長，從民間倡議者的角度來看，一項由環保團體提出的建議，究竟需要經過什麼，才有機會真正進入政府政策？

她的回答，讓我看到一項倡議從提出解決方案到真正落實之間，其實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首先，倡議團體必須確定自己提出的建議是合適的，而且有足夠的研究作為基礎。民間團體可能會引用學者的研究，但不同學者之間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觀點與結論。因此，倡議團體本身也必須判斷證據，再決定要支持什麼。

「你本身就要做過一番的研究。」王執行長說。

而當建議進入政府之後，還有另一層考量。

即使政府認為一項建議是好的、合適的，也可能因為現階段缺乏執行能力、時機尚未成熟，或客觀條件還不足，而暫時無法實施。

政治環境同樣可能影響政策的推動。一項原本被認為合理的政策，也可能因為立法院的政治攻防而難以繼續向前。

因此，對王執行長來說，一項環境倡議能否真正轉化成政策，需要的不只是好的想法，也需要研究、執行條件、時機以及政治環境的配合。

「它不是一個這麼簡單說你罵人罵比較大聲就有效。我覺得不是。」她笑著說。

而當改變沒有如期發生時，倡議者還必須面對另一個問題：接下來，還要不要繼續？

學會面對挫敗

當我問王執行長，環境倡議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時，她先對「最大」這兩個字猶豫了一下。

因為挑戰實在太多了，很難只選出一個。

但如果一定要談一項，她認為很重要的挑戰，是必須不斷面對挫敗。

環境倡議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時間。一個議題可能一直得不到重視，一場倡議可能沒有達到原本期待的結果。即使投入大量研究與努力，一項政策建議仍然可能被拒絕或延後。

而在這些時刻之後，還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對王執行長來說非常重要。

「當我們的倡議過程沒有得到重視，或者我們的倡議過程因為某些原因而得到很大的挫敗感……你能不能堅持下去？或者你能不能重新再審視倡議結果，然後再重新提出倡議？」

「我覺得心理素質要夠穩定跟強大，應該是滿大的挑戰。」

這份堅持，在地球公民基金會超過十年的校園空污倡議中尤其明顯。

當我請王執行長把這段倡議分成「已經做到」、「正在努力」以及「還沒開始，但一定要做」三個階段時，她首先提到了一件聽起來或許簡單，實際上卻花了很多年才達成的事情：讓主管機關真正重視校園空污。

她提到，在基金會持續倡議之後，主管機關開始針對這項議題採取行動。她也提到，總統賴清德曾在重要會議的致詞中納入校園空污相關內容。對她而言，在多年的倡議之後，這代表這個議題終於開始進入更高層級的公共討論。

但「被看見」並不是終點。

王執行長認為，接下來更深層的挑戰之一，是產業政策。現有的空污法規可以透過更嚴格的標準控制污染排放，但如果真的要從源頭改善問題，台灣可能還需要進一步思考高污染產業的發展與規模。

「譬如說我們國家能不能逐步地限縮一些高污染的產業，這部分是我們一直都還在努力。」

對她來說，這仍然是一條需要繼續走下去的路。

身為學生，我們可以做什麼？

談完政府政策、工業污染、監測制度，以及超過十年的倡議之後，我想用一個小很多、卻也離我自己最近的問題作為最後一題：

身為一名學生，我們到底可以做什麼？

王執行長的答案，就從校門口開始。

交通是學生與家庭可以開始改變的一個地方。每天上、放學時，許多汽車與摩托車會集中在學校門口。有些車輛在等待或讓學生下車時並沒有熄火，而是持續怠速。當大量車輛同時聚集在校門口，也代表污染物集中在學生大量經過的地方。

一個很簡單的改變，就是在可以的情況下，不一定要把車直接開到校門口。住得較近，或附近有大眾運輸工具的家庭，也可以考慮搭乘大眾運輸，再步行一段距離到學校，減少集中在校園周遭的私人車輛。

她也提到，校園附近的抽菸問題同樣值得注意。除了菸在燃燒時本身會造成空氣污染，隨意丟棄的菸蒂在下雨後也可能被沖入排水系統，其中的塑膠纖維又會成為另一種環境污染。

除此之外，學生也可以開始注意學校周遭那些不那麼明顯的污染源。

如果某個地點總是在固定時間出現污染，王執行長建議可以進行檢舉，讓專業的環境稽查人員進一步調查。因為污染源並不一定都是有著巨大煙囪的工廠。

因此，對學生來說，為乾淨空氣盡一份心力，並不一定要從一場大型倡議開始。

它可以從了解自己每天生活的環境開始，注意污染從哪裡來、改變一些日常的交通選擇，也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站出來發聲。

王執行長自己的環境旅程，其實也是從注意到身邊的一件小事開始。

童年庭院裡的一棵樹，在很短的時間內消失了，但它留下的感受卻持續了很久。多年後，那段記憶仍然呼應著她工作中一個很重要的想法：破壞環境可以發生得很快，但要保護環境、讓失去的事物重新恢復，卻需要長時間的堅持。

而有時候，這份堅持，就只是從願意多注意一點開始。